诸位商人朋友就在乡亲们的身后，你们可以回头去看看。”
说罢钟年朝着不远处的朱高炽挥了挥手——人都是他引来的。
说到底，这才是钟年这个市场最主要的功能。
实际上，单纯拿贩卖农作物来说，并不需要这么大个市场，那名“农夫”说的没有错，经济效益几乎等于没有。
那钟年为何斥资巨大并且予以厚望呢？
答案就在这群商人身上。
首先一点，这里面有个信息差的问题，那就是在土里刨食半辈子了的农夫，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种植出来的农产品的真正价值是多少。
反正人家都卖什么价他们也跟着卖什么价，品相好的知道多涨几文，品相不好的蒙混过关过去了也赚不几个钱。
这就有一点像曾经有一位伟人提出的一个概念——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本质总结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差额。
比如说一个人一天创造了五百块钱的产品，但是老板就给了他二百块钱，这三百就叫做剩余价值。
这是最通俗的说法，当然了，总有些人拿了这二百块钱还喜滋滋的回家跟老婆孩子炫耀，周瑜打黄盖呗。
回到市场上来，钟年曾经派人调查过，抛开粮食不谈，市面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产品，在应天府草市售卖的价格约是在江宁售卖的一点五倍。
其中，像是寒瓜也就是西瓜这一类的水果，价格甚至能翻到三倍有余。
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农夫，都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些东西就只值他们卖到手的这个价。
这还不算完，应天和江宁这边出产的瓜果，卖到北方去，尤其是北京那边去，价格甚至能翻十倍——当然还是那句话，也不是供给给百姓的。
而这些东西，能看到的农夫不足百分之零点一。
其实反过来说，真正去购买这些产品的贵族家负责采买的家奴，大多也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只知道，主子今天给的钱刚好够买今天的菜，偶尔还能多个十几文，还能赚点。
他们并不会知道他们拿一贯钱买了五百文的东西。
而他们的主子大多就更不知道了，反正家里也不差钱，谁去管那个？
即便是有极少部分勤于体恤民情的基层官员发现了这一现象，以他们的力量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一切。
那这部分差价去哪了呢？
这个已经很直白了。
商人赚的就是这份钱。
别看老朱天天吵着嚷着打压商人，可是打压的了嘛？很显然，一个愿打两个愿挨。
百姓就愿意要这么多，消费者也认可这个昂贵的价格。
当然了，商人也是人，他们也需要饭吃的，他们也起着维持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巨大社会作用。
然而……
他娘的他们不交税啊！
在大明律法中，农民贩卖农产品是不收税的，而商人贩卖农产品才需要收税。
但是这帮混账在江宁收了商品，跑到应天去卖……相当于所谓的三大市场是白白借给他们用的。
他们大街小巷的收又不需要交地租，活脱脱就是空手套白狼啊！这钟年能忍？
所以，总起来说，钟年的最终目的就一个——收税！搞钱！
搞社会建设，除了政局稳定和粮食基础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资金。
但是他又没办法和百姓去说这一点，总不能说：你们把钱给我，然后我带着你们搞建设吧？
钟年就是有再大威望也没人愿意啊，就算有也是毛毛雨，谁愿意无条件往外拿钱啊？
然而，让这帮小商人交税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律法在那摆着呢，人家又不是在你江宁卖，怎么得，你打死我啊？
所以，这就需要引入另一社会团体——大商人。
说到底，小商人把差价调的再大，他一趟也就能拉那么点，数量上不去，单价高也不够看。
而大商人不同，他们的交易规模给了他们不需要吃太多差价的底气。
所以他们哪怕是在这边收的价格高点，再缴十分之一的交易税，那边再把价格略降一点，他们依然是能赚得盆满钵满。
格局要打开，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富甲一方，以商贾之身跻身上流社会，而有些商人忙碌一辈子，到了了路边的狗路过都得啐他一口。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能怪人家老朱如此歧视商人，有些人他格局打不开，活该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