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袁氏家族的两位重要成员，叔侄二人，正在内宫中激烈地进行着清除宦官的行动。这场权力的斗争，虽然危险重重，但也显示出他们对于掌控局势的决心。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董卓的将领，正率领着他的军队，抵达了雒阳的西郊。他的到来，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因为他在北邙阪下，意外地遇到了少帝和陈留王。
董卓的心中无疑充满了激动和野心。他知道，少帝在手，就等于握有了无上的权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少帝拥入怀中，仿佛是在保护，实则是掌握了一张无人能及的王牌。随着他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雒阳城，他的野心和力量，也随之在这座城市中蔓延开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鲍信找到了袁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和建议。他说：“董卓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且他的野心和阴谋，都是难以预测的。如果我们不能尽早采取措施，就会失去主动，陷入被动的局面。但是，如果他刚刚结束了长途跋涉，士兵们疲惫不堪，我们趁机发起突然袭击，或许还有机会将他擒拿。”然而，袁绍看着董卓那兵强马壮的队伍，心中犹豫不决，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一旦行动失败，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做出选择。而这个时期，也注定将成为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篇章。
权臣董卓掌握着朝政大权，心怀叵测地想要废黜在位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操控朝局。他召集了群臣，与他们商议这一重大而又危险的计划。在一次密谋中，董卓对在场的袁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是贤明之人。现任的灵帝已经失去了民心，令人愤恨。而董侯，也就是我，自认为有能力担当此重任，应当被立为新的皇帝。”
袁绍，作为一位忠诚于汉室的大臣，听闻此言后，心中既惊又怒。他深知，这样的提议不仅违背了礼法，更是对皇权的极大不敬。他冷静地回应董卓：“当今皇上尚且年轻，他的治理并未出现什么大的过失，以至于传扬于天下。如果我们现在不顾礼法，随心所欲地废掉嫡嗣而立庶子为皇帝，恐怕会引起众人的不满和反对。”董卓听到袁绍的回答，心中怒火中烧，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佩剑上，怒斥袁绍：“竖子安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由我决定？”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和霸道。
然而，袁绍并没有被董卓的气势所吓倒，他机智地回答说：“这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请到外边同太傅（袁隗）一块商议。”他试图以此缓和局势，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支持者来对抗董卓的野心。但董卓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又说：“刘氏的后嗣不足以留着。”这句话无疑是对整个皇室血统的否定，也是对皇权的极大挑战。
袁绍听后勃然大怒，他义正词严地反驳：“天下强横的，难道只有董公！”这句话表明了他绝不屈服于董卓的权势，也表明了他对汉室的忠诚和对董卓的鄙视。他横陈佩刀，一躬到底，表现出了对董卓的极大不满和对自己立场的坚定，然后径自出门而去，留下了一个悬念，预示着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风波和冲突。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绍的举动无疑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气氛。他将朝廷颁发的符节高挂在东门之上，这一行为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随后他匆匆逃亡至冀州，试图在那里寻找避难之所。董卓，作为当时的权臣，对此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通缉袁绍，誓要将其捉拿归案。
然而，在这紧要关头，朝中的几位名士，包括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以及议郎何颙等人，他们都是当时声望颇高的官员，决定出面为袁绍说情。他们向董卓进言，指出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是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们认为，袁绍之所以逃离，是因为他不识大体，出于恐惧而非有其他不良动机。他们警告董卓，如果过于急切地追捕袁绍，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变乱。
这些名士还提醒董卓，袁氏家族四代以来广施恩德，拥有众多的门生和故吏，这些人遍布天下各地，倘若袁绍召集这些豪杰，组织起一支力量，那么各路英雄势必会趁势而起，到那时，关东地区恐怕就不再是董卓所能控制的了。因此，他们建议不如赦免袁绍，给他一个郡守的职位，这样袁绍会因为庆幸自己免于罪责而不再挑起事端。
董卓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接受了这些名士的建议，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并赐予他邟乡侯的爵位。尽管《山阳公载记》记载董卓曾提议让袁绍担任前将军一职，但袁绍只接受了侯爵的封号，并未接受前将军的官职。尽管如此，袁绍依然自称兼领司隶校尉，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的九月份，权臣董卓采取了一项震惊朝野的举措。他废黜了当时的少帝，将其贬为弘农王，并立刘协为新的皇帝，即后世所称呼的汉献帝。董卓自封为相国，更是自高自大地宣称“贵无上”，其性格极为残暴，手段凶狠，令人胆寒。董卓这种肆无忌惮的废立行为，以及他的其他种种暴行，激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愤恨。即便是他任命的关东地区的牧守们，也纷纷站出来反对他的暴政。全国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潮流。
在这股反董的浪潮中，袁绍无疑是最具号召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家世背景显赫，地位崇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袁绍曾有功于诛灭宦官，而且他坚决不与董卓合作，这些行为使他在民众和同僚中赢得了声望和支持。
原本，冀州的牧韩馥对袁绍可能起兵反抗董卓感到忧虑，为了限制袁绍的行动，他派遣了几位部郡从事前往勃海郡，驻扎在袁绍的门前进行监视。然而，局势发生了转变。桥瑁伪造了三公的信件，向各州郡发送，信中详细列举了董卓的种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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