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来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果然，1月9日凌晨4时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沉痛地向全国、全世界播出周总理逝世的讣告。新疆地处边陲，万里之外的北京发生任何事情，我们这里事先都不会知道，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所以，一切都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道国家大事。那天的讣告由夏青播报，他的声音庄严、肃穆、沉痛。
在北辰的大食堂设了纪念堂，学校组织我们依次前去参拜。然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我们收听和观看了周总理遗体告别、追悼会和十里长街送总理去八宝山火化等过程。那个时候，时常听到哀乐。哀乐的曲调庄重、悲哀、压抑，听了让人肃然起敬，陷入沉思。在周总理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看的出来大人们有些忧心忡忡，一时间气氛压抑、前景莫测。
周总理曾在新疆停留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2月25日，周总理赴苏治病痊愈后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抵达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迪化到兰州。同行的有任弼时、蔡畅、邓颖超等，还有两位外国客人，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另外一次是1965年7月3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结束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的友好访问，乘专机飞抵乌鲁木齐。4日至7日，视察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喀什、乌鲁木齐等地的农村、工厂、学校、机关等。
隆冬时节传来了好消息，即《人民文学》和《诗刊》复刊了，这样我又多了一个读小说的渠道。《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在创刊后的17年间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但是1966年5月被迫停刊。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这个时候，我独爱长篇或中篇小说，对《人民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等兴趣不大。
《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它的第一届主编臧克家。它发刊第一期，就以毛主席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打头，这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1958年《诗刊》刊登了较多的工厂、农村的建设社会主义诗歌，1962年4月《诗刊》编辑部主持了有朱德、陈毅、郭沫若、周扬等和50多位著名诗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了现代诗歌创作问题。《诗刊》在1965年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再次发表毛主席《词两首》，引起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我对又有了像《诗刊》这样的新文学刊物感到高兴，但是由于这个刊物主要刊登新诗或自由体诗歌，因此我对它的阅读兴趣一般。
陶老师那里的外国文学书籍主要是苏俄文学，它包括苏联建立前的俄国文学，也包括苏联时期俄联邦共和国及各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文学。俄罗斯文学就是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以来的文学，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过随着我的借书渠道逐渐扩展之后，西方文学即欧美文学开始进入我的视野。西方文学的风格和手法与苏联文学完全不一样，前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土壤，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完全不同。我发现西方文学更侧重描写个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与斗争，宣扬人性和自决。因此这些书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是我读的第一本西方小说，这本书于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伍实翻译。塞万提斯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其作品《唐·吉诃德》达到了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标志着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小说的主人公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的人，匪夷所思的自封为“唐·吉诃德·德·拉曼却”，拉着邻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仆人，“行侠仗义”、游走天下。虽然四处碰壁，倒也不枉一生。据说堂吉诃德还看上了一个身强力壮、长着胸毛的村妇杜尔西内亚，发誓要为捍卫心上人献出生命，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该书构思魔幻，笔法诙谐，刻画生动，虽然故事线索有些凌乱，但是奇闻轶事层出不穷，倒也给人眼花缭乱的感受，我是读的爱不释手。另外，这本书翻译水平很高，文笔流畅，十分传神。还有，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些丰满的西洋姑娘，让我流连忘返。
巴尔扎克的作品《高老头》把我带进丰富多彩的法兰西文学世界。《高老头》给我的读后印象是，巴尔扎克善于剖析人和人性的本质特征，然后将这种本性放大、夸张，以便使人物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对高老头的狠毒的描写。另外，巴尔扎克看对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农村的田园风光，城市的灯红酒绿，或者家具器物，都写得活灵活现。
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后觉得虽然场面描写宏大，但是人物刻画有些粗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对这类主题的小说，我那个时候还缺乏理解，所以读的有点不解其意。
不过司汤达的《红与黑》一下子就让我读的入了迷。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文学应当“艺术的反映当代生活”，反对因循守旧。他创作《红与黑》时，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经失败，他想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为此作者以“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红与黑》讲述的是一个经典的穷小子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故事。一个出身清贫之家的才子，想靠个人才华和奋斗冲破等级森严的社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跻身上流社会。然而，上层势力岂能容忍一个穷小子出人头地，最后在他们的阴谋诡计的联合打击下，于连功败垂成，身首异处，让人唏嘘不已。靠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的想法，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我的意识中孕育，因此，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关于于连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难以忘怀。另外，作者的文笔自然、质朴、流畅，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
有一次，张敏勤带我认识了一个人，此人身高马大，面目俊朗，颇有军人气度。他确实是个转业军人，言谈举止，直截了当。他喜欢读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社会阅历丰富，有些政治抱负。在他那里，我看到了一本《世界史》。这本书由美国三位著名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联合写作，它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论述人类过去的历史，将从人类文明产生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漫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文明的开端、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近代文明。当然，它是以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为重点，展开叙述的，东方文明只是陪衬。作者善于从细节来揭示历史大势，在不算长的篇幅内，却呈现出一幅有声有色、既有上层精英、也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明发展图景。
读这本书给我带来那种震撼和愉快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文笔非常流畅，叙事非常清晰，分析由浅入深，论述上下纵横，驰骋五大洲，而且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过渡转折前后呼应、有声有色，让人目不暇接、耳目一新 。另外，本书精选了大量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的精美插图，并撰写图注用以延伸、补充或说明作者观点，更是锦上添花、巧夺天工，令我叹为观止。还有，读这本书让我对世界几千年的盛衰交替的进化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和把握，就像我在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后，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了清晰的认知一样。在这之前，我虽然已经通过文学、音乐陆陆续续的了解到了一些外国历史，例如学习课文《将革命进行到底》时，通过其中引用的农夫与蛇的故事，知道了古希腊的存在。但是那些知识是破碎的、零零星星的、不系统的。通过这本《世界史》我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丰富多彩的其他世界文明，它带给我的惊奇和满足是巨大的。这使我想起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毛主席讲述到了长沙读书以后，第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世界地图的情景。1912年秋天，毛主席曾到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在这个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给了他强烈的心灵震撼。
这本书让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一览无余。我了解了那些位于古代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显赫帝国，古埃及的法老，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那些哲学家亚历士多德、苏格拉底、 柏拉图，以及波罗本尼萨战争，古罗马的斗兽场、兵团和法典，基督教的沿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知道了近现代的法兰西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与希特勒的世纪大搏杀。对这些历史的发现和认知，让我振聋发聩，耳目一新。我太喜欢这本书了，爱不释手，就想一直留在身边。无奈后来那位书主找上门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物归原主。但是这本书留给我的宝贵知识和读书愉悦，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及参加了聂老师组织的学校文艺汇演后，我的小提琴技巧有了不少提高，练琴的热情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想结识一些会拉琴的人，与他们切磋技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厂子有几个玩小提琴的人，其中小廖琴拉的最好。在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喜欢在下班之后，独自坐在宿舍门口的一个高腿木凳上拉琴，琴声传遍整个宿舍周边区域。他的小提琴是一把老琴，音色非常动听，我也常去听一听，观摩一下。那个时候流行的几首小提琴独奏曲，如《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子照亮》等，他都拉的很到位，我感觉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潘演林拉的不差上下。在他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本正规的外国人写的小提琴教程《赫利美利小提琴音阶练习》。不过，此人有点傲气，很孤芳自赏。
小裴也拉小提琴，只不过他拉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拉提琴的水平一般。其实，小裴玩小提琴，更多的是跟风，纯粹出于赶时髦，看别人拉他也弄一把玩玩。小杨性格随和，我们关系不错。有时我提出借他的小提琴，因为他的琴的质量多少比我那把从学校发的琴的质量好一点。他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还是同意借几天。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同学那里听说我们厂里的金厨师家的孩子们也喜欢拉琴弄曲，于是，我就登门拜访。金家老大有点才艺，喜欢拉小提琴和弹吉他，他身量不高，长着一张小长脸，深眼窝，高鼻梁，面色白净，性格温和。他会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最著名的开头那段富有诗意的爱情主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梁祝》，颇感新鲜，觉得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风格的乐曲，还是挺有韵味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由何占豪、陈钢于1958年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遗憾的是，小金好像只会拉这一段，不过这一段的确是《梁祝》的画龙点睛之笔，是精华所在。我请求借谱子抄一份，可惜他那里的《梁祝》谱子不全，也只有这一段。此外，他还会拉一首外国曲子，这首听起来曲调简单，像是一个练习曲片段，我也很喜欢。我问他这首曲子的名字，他说是学生练习曲。我想向他借谱子抄一份，他说他也没有谱子，他是纯粹靠记忆拉的。这曲子的头几个小结，我当时就背下来了。此后我凭记忆寻找这首曲子多年，一直未果。直到十几年后的一天，一个偶然巧遇，我听到那个在我心中萦绕了多年的曲子，原来这首曲子就是维瓦尔弟著名的《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音乐风格，但是由于它素朴简练，没有多余的修饰音，后来许多提琴教师们把这首曲子用做教学曲目。
另外，这次拜访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小金还会演奏西班牙吉他。弹吉他在年轻人当中很时髦，他们经常弹的曲子都是一些描写爱情的曲子，那时候被称为下流歌曲或者地下歌曲，其中有些实际上就是从苏联歌曲或者一些俄罗斯民歌改编过来的，曲调都挺优美动听的。小金在演奏这些曲子的时候，使用了一种扫弦的方法演奏和弦，看上去很潇洒，听起来很震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开天辟地阅读的第一部小说《海岛女民兵》，这时也拍成了电影《海霞》。它于197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联合执导，吴海燕、蔡明强等主演。因为我在一两年前读过《海岛女民兵》原著，所以当看到他们用电影作品这个方式再现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倍感亲切，觉得很好。那个小海霞给我印象深刻，她显得狠呆呆的，还真把小海霞人小志气大、富有斗争精神的性格刻画出来了。同学们对影片中的潜伏敌特刘阿太印象深刻，我们班上正好有个二赖子，人送外号老鸭子，几个坏小子见了他就怪声怪气的说：“这不是阿太吗？”逗的大家哄堂大笑。不过这位老鸭子倒是不气不恼，有时还故意学着影片中的刘阿太，一瘸一拐地走两步。
一个和风习习的下午，陶老师和我谈起了苏联文学。陶老师很喜欢马雅科夫斯基和叶赛宁的诗歌，对他们的事迹也是津津乐道。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独创的“楼梯体”诗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观感和节奏鲜明的听觉感受，表达豪放不羁、挥洒自如的思想。他在1925年发表的著名长诗《列宁》，以强烈的感情，描写列宁战斗的一生，歌颂列宁高尚的人格、不朽的事业和光辉的思想。他的另一首著名的长诗是192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创作的气势磅礴的长诗《好》，该诗以史诗的形式，描写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战斗历程，展望社会主义苏维埃祖国的美好前景。马雅科夫斯基还是个戏剧革新家，主张舞台应有强烈的剧场性和假定性，反对自然主观地描摹生活。然而，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最后却选择了饮弹自尽，让人唏嘘不以。
叶赛宁（1895—1925）擅长写抒情诗，小资产阶级情调弥漫，笔调舒缓自然、清新，文字像潺潺的溪水，其核心形象是乡村的俄罗斯。叶赛宁反对十月革命，在诗中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展现了对革命所抱的众多希望的幻灭，以及惋惜过去的事物正淹没在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之中。叶赛宁生命中最著名的奇闻轶事，就是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闪电爱情。邓肯与叶赛宁两人语言不通，年纪相差了17岁，那年邓肯43岁，但是两人的爱却炽烈无比、轰动一时。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们就各奔东西了。
邓肯是陶老师最喜欢的舞蹈家之一，她在大学文工团舞蹈队的时候还排演过邓肯的现代舞。据陶老师描述，邓肯的现代舞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师法自然。她的舞蹈是一种强调灵与肉高度的统一的自由舞，以期在观众心中卷起了一阵激情和波澜。1927年，邓肯在法国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被自己的长围巾绞住身亡。1925年，叶赛宁用鲜血留下了一首八行绝命诗后，在一家旅馆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期间，又陆陆续续的借到几本苏联小说。法捷耶夫（（1901～1956））的小说《毁灭》属于早期苏联文学作品，它描述的是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受到日本干涉军和白军的追击。他们一面奋不顾身地战斗，一面突破敌人的包围，虽然损失了许多战士，但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读后感觉这本书写的有些粗糙，人物塑造有些刻板。法捷耶夫曾在1949年10月，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作家也步了马雅科夫斯基的后尘，于1956年银弹身亡。后来，我又读到了法捷耶夫的另一部小说《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第一部描写1942年7月德寇进逼克拉斯诺顿城和当地居民撤退时的情景，第二部描写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和区委书记刘季柯夫领导下的“青年近卫军”对敌人展开的一系列英勇斗争。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读起来引人入胜。
西蒙诺夫（1915—1979）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描写苏联红军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勇事迹，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此战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场面波澜壮阔，但是我感觉写作手法更像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肖洛霍夫（1905—1984）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据说构思于1926年，四个部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和1940年出版。这部小说是我当时读到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感觉最难理清线索的作品。这部小说描写的是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主人公格里高利，徘徊于革命与反动之间，双手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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